抗战六周年的清河区民主建设

李人凤

清河平原游击战争已坚持了六个整年了。清河抗日民主政府已建设了四年。四年来，我们的民主建设是在敌伪的不断进攻与夹击中，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。由草创导建设，到完备和巩固。
在八万六千里的面积上，我们面临着三百六十一个敌伪据点，二千里公路和一千五百里的封锁沟，并与两万以上优势的敌伪军战斗。在政治经济战线上，我们同样与阴谋百出、技术巧辣的日本法西斯蒂作斗争。而且这期间，敌伪曾经千方百计的破坏我抗日民主的建设，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，是在极度紧张复杂的斗争中艰辛缔造成功的。四年来我们民主建设之所以能够成功，首先是由于各民主政策本身的正确和三百五十万群众的爱戴与支持。是由于八路军和其他抗战军队的拥护，而且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表示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针与方向（团结抗战，“三三制”，新民主主义）。
我们的民主建设是建筑在完全正确的民主政策的原则上，我们废除了家长制度及其残余组织形式，确定了公民的权利，取消了乡、划小区，取消了邻长、家长，代之以公民小组，取消了各级政府的首长制，而代之以委员会制，在全清河区从区长到行署主任，从村政委员会到行政委员会，历届都是经过人民选举的。为了人民更加便利的管理与监督政府，在区县主要各级均成立了参议会，参议会直接代表人民实行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四大民权，并将立法、司法、行政各权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参议会，从村到各级政权中，均实行了各个抗日阶级的联合执政——三三制。例如清河区第三届参议会在九十八名议员中，有地主、有富农、有国民党员、有无党无派的进步人士，有二十七名共产党员。在十二个驻会议员中，有四个共产党员，有两名国民党员，有两名地主。在清河区第三届行政委员会十一个行政委员中，有国民党员三人，共产党员四人。沾化县参议会五十五个议员，中农占百分之五十，地主、富农占百分之二十二，贫农占百分之二十八，内共产党员少于三分之一，其行政委员会中，共产党员亦不超过三分之一。垦利县参议会五十五名议员中，有地主五名，富农九名，中农二十九名，贫农二名，内共产党员共十名，在其行政委员会中，有四个共产党员。在博兴参议会五十一名议员中有共产党员十六名，中间人士二十二名，进步人士十三名，在该县全数行政干部中，中农占百分之六十，富农占百分之十七，贫农占百分之二十三……。抗日民主争取是各个抗日阶级的联合政权。各阶级的人民正团结在政府的周围，进行着抗日建国的事业。
在组织领导上，实现了民主集中制。参议会闭幕期间政府仍为最高权力机关。
为了贯彻执行民主政策，去年年底又提出了改造村政，要求更进一步的加强各抗日阶级的民族团结，以发扬民主的精神来清除农村中贪污黑暗和家长专制的残余，以求得更加发扬广大人民的抗日积极性。经过半年工作的结果，已改造之村政三十二个，整理的五十余个，一般的是村政的群众性更加增强，群众情绪更加提高。
至于法令的颁布，司法除奸工作的建立和国民教育的推行，已大大稳定了社会秩序和增强了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。这里不另提及。在各个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势下，自然有他保障各个抗日阶级利益的内容。我们执行了保障人权的法令，取消了任何连保制度的残余，减租减息之后保证交租交息，例如垦利大地主崔××在政府保障下，收租之后欢喜地说：“从来不象今年收租这么顺妥”！在垦沾土地工作中我们曾宣布“凡有老照及所有权证书而无公私争议之土地，政府一概承认其所有权”，经六五0件土地纠纷的处理和艰苦的登记清丈工作，确定了土地边界，整理补发地权，限制了那些“手指为边眼看为界”的地棍，确实保障了土地所有者和广大农民的地权。去年秋收以后，政府一概函告逃亡地主前来领租，截止去年十一月计算，垦沾两县逃亡地主前来领租者共十九户，占地五千六百余亩，收取租粮五百余石，章丘某大地主来函致谢云：“贵府代管章丘地三段，计一四0三亩，自事变后该地全部荒芜，今蒙代为放出，现秋收已毕，承蒙赐函，遵诺佳音，冒昧前来收租，今已如数发还和洋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元三角五分。”足见民主政府关怀民生，粉碎敌人一切谣言。……
我们不但保障了农民的人权、地权、财权、政权，而且也保障了地主的人权、地权、财权、政权。
在改善贫农生活方面，除了积极提倡生产外（详后），并予以适当的救济。去年一年政府执行了减租减息的法令，为二八五户佃农减了租，共减去租粮二二五0斗，减去小租钱五三六一元，为一五一户贫农减了息，共减去息金一三八六元；为一五六一个雇工增了资，共增资粮一七三一斗，钱一八一四元。我们颁布并执行了优抗条例，去年和前年两年中，优待抗属共八千余户，共用粮食二百一十万五千九百四十斤，用款七万三千一百八十三元。今年在敌人“蚕食”、根据地缩小的情况下，优抗工作十分艰巨，主要办法是安置抗属生产，并颁布了新优抗条例，今年春季优待共用粮五八二六六三五斤，用款九六五二四元。在日寇反复“扫荡”清剿抢掠烧杀的情况下，我们对难胞贫民的救济工作，始终是极其艰苦地进行着。
我们再看看敌伪残暴兽行下所制造的血账，从民国三十年到现在据极不完全的统计，日寇“扫荡”中人民伤者二七二三名，被敌捕去者千五百以上，拉去牲口五七九四头，抢去粮食四十余万斤，烧去房子二六五八九间，物品损失达一五00万元以上。今春“扫荡”中垦广博三县人民损失即有人民伤亡三四七名，俘去二二0名，拉去牲口一五一九头，抢去粮食二十九万九千余斤，烧房七十间，物品损失计一九0万余元——在“扫荡”中全家被杀或房舍粮畜一无所余者，比比皆是，情状之惨实难言喻。这是难胞增加的原因之一。此外敌人对敌占区、转化区的血腥统治，迫使人民家破人亡，失业流离。四边、临淄转化之后，人民被敌抢劫奸淫烧杀及残酷迫害、奴役之余复课以严重的负担：计有区公费、区杂费、乡公费、乡杂费、自卫团雇用费、自卫团给养费、县区乡长养病费、油盐费、柴薪费、灯油费、征工劳役费、买马费、草料费、听差费、害怕费、马惊费、国节费、送礼费、应酬费、军衣费、建议费、给养费、田赋费、教育费……
同时又明一份，暗一份，上一份，下二份……。以至人民树皮吃净，家具卖尽，哀鸿遍野，饿荸载道，犹不能满足敌伪欲望，没啥拿，只好吃“官司”。今春四边石槽据点押禁农民三十余人，但两月下去仍无力交纳，汉奸们只得泄了气，放他们外出赶集，意思是走了算了。但至天晚“犯人”又自动回来，不但没少，反而增多了五名，汉奸大怒，将他们鞭打驱走。农民破产之严重可想而知。在滨、利、沾地区门牌、居留证、大车、狗、猪、牲畜均登记挂牌收税。伪军下乡要鞋袜费、出差费，先要天坛烟、茶、茶脯一酌，即须撤茶换白糖，以后换白面。如果伪村长说没处买，伪军立刻指给他地点——原来自己带着，自售自用。在这高度的压榨和敲诈下，人民无力负担，结果家中什物一律交纳折钱。沾南某村××户去年七月以后，其全数负担为洋二00元、鞋三双、高粱一斗、口袋一条、袜子两双、麦饢四五0斤、砖一00个、两条被子、两条板凳和一扇门；滨北地区人民卖地救活，但三六亩的一块地，倒加二百元尚无人要。人民弃家逃亡者甚多。此地有一民谣曰：“区公所请吃坐穿，乡公所炒炒煎煎，村公所喝酒吃烟，甲长们胡跑乱颠，逼得花户们扒屋卖砖”，敌人提出集仓配给，十二岁以下六十岁以上者没有口粮，余则每人每日一斤四两。并宣布小麦非民食，把人民麦田全数插牌登记以备集仓。敌人在大连张修据点，拆除民房，器具不许搬动，一家母女二人在废墟上悬梁自尽。敌人修公路将田禾坟墓完全平毁，为了直一个“弯”，毁掉麦苗三十亩，坟墓两个。敌人鞭笞拉轴压路民夫，宛如鞭笞牛马，如不颠轴，即挨鞭子……。邹长转化后，敌人大兴土木，修公路，挖封锁沟，修据点占去民田一万二千余亩，消费达一三一三七万万元——这就使人民无法不破产不流离，于是我们救济贫难的工作，即成为极其艰巨的工作。我们咋敌寇烧光的废墟上，一次一次的建起房屋，在敌寇抢光的村庄里，一次又一次的发放赈粮；我们用尽一切力量和可能，安置着陆续流亡的难胞，敌人一连三次烧光长白山，我们则一连二次重新建起；敌人反复抢去人民的牲口，我们则反复贷款买畜牧繁殖，以保持人民的生产力，我们先后把大批粮款送入敌区救济人民生活，从前年到现在经放粮款救济者（安置生产之难胞除外）达万户以上，用粮二七三四四五斤，用款二一二九六二元。此外政府则大量贷款贷粮，组织难民贫民抗属生产，积极的盖上其生活，自去年到今年共贷款四一六七一00元，贷粮四千一百石（动员民贷尚数倍于此数）。例如泰山区难胞逃来清河区，他们既无牲口，又无农具，生产力亦极微弱。这情况是极其为难的——政府发给了他们土地，为他们建立三个新村，已贷给食粮一百零二石，并即再贷给一百石为之购买大体足用的农具，又经主署和军区借给耕牛。目前清河军政机关正号召全区节约，捐助食粮，救济难胞。
这一工作是极其艰巨的，但我们始终在努力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