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清河区的工作汇报

（1943年4月29日）
景晓村
一、       社会情况与党的基础
（一）清河区自然概况
   全区面积8万平方里，人口504万，土地肥沃，每大亩（合小亩3亩）麦子丰收可达1000斤。小清河南产麦产烟叶最多（烟叶已限制种植），小清河北产棉最多，利津、沾化产高粱、大豆最多。从寿光县北到沾化县沿海一带，无处不产盐，广寿边区去年收入3000万斤；羊角沟每年产盐100万斤，现全为敌控制。渔业极富，利津、沾化等沿海我区即有渔船700艘。
   小清河南土地能充分灌溉，肥料足，技术亦高，小农经济较为发达，自耕农多，富农比较少。小清河北侧与山区不相上下，多处是荒碱地，广饶、博兴两县富农经济较多，垦区地主经济较为发达，这里有占有土地达960顷的大地主，占有二三百顷土地的地主亦甚多。
   全区每年生产的粮食除供应根据地军民食用外，还可拿出20万石（12000万斤）组织出口，获取大笔税收。
   小清河南（昌邑、潍县、寿光等地）手工业发达，广饶、博兴产土布，平均三家有一架布机；临淄、长山、桓台产花边，产品出口欧美等地；寿光产发网，博兴南部产苇编织物，羊角沟产蒲草编织的盐包，垦区产条编，青城产毛头纸，长山产黄表纸，临邑、广饶产毛笔等。广饶、博兴、寿光等地的熬硝业（目前过剩）等家庭手工业作坊亦很发达。广饶、博兴的豆油，战前就有较大的出口量；轧花、弹花作坊已有使用柴油机的；手机卷烟，亦有生产。
   这一地区租佃多系定租制，租额很低（一般多为三七分粮、四六分粮，也有少数实行二八分粮），地主黑地数量很多。
（二）清河区的战略意义及其作用
     清河区处于胶东、鲁中、冀鲁边三个战略区之间，起着环节与枢纽作用。从经济条件上看（主要指农业、手工业、渔盐业），这里是坚持抗日斗争的有利阵地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小清河南对敌人的战略交通——胶济铁路威胁极大，此区之坚持，对配合山区的抗日斗争将起着钳制敌人的作用；小清河北，在资源及生聚教养方面，也有重大意义。
（三）战前清河区党组织的基础
据说，1924年寿光、潍县、广饶、益都等地即有了党组织的活动，是由济南的学生到这里发展的。1925年至1927年，这里已有相当的基础，仅寿光一县就有党员800名，个别村庄有党员数十名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党的活动处于低潮，党员大部分散或停止活动。1929年曾进行过整顿，口号是：准备暴动，党组织军事化。1931年益、寿、广、潍四县书记曾开过一次联席会议，准备暴动，并着手搞枪，做争取土匪的工作。当时，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，在群众中做工作，并号召青年团、工会、农会等都组织起来参加暴动。因为暴动是在立三错误路线指导下进行的，结果遭到了失败，党组织受到了严重摧残。后来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，这里的组织又受到进一步的破坏。1936年山东省委重新建立以后，济南地下党员到清河区帮助恢复党组织的活动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关押在青州、济南监狱中的一些党员被释出狱，逃到外地的党员也陆续回来了，这时党的组织又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，博兴、寿光两县重建了县委，潍县、青城恢复了工委，临淄、广饶、利津均有个别关系。接着，在省委直接领导下，又建立了淄博工委（1938年归属清河区党组织领导）。
当时清河区群众组织基础并不太强，比较起作用的是“民先”组织，益都、临淄边的救亡团也起了相当的作用。长山中学开办过游击训练班。寿光亦做了一些工作，在农民种扩大了党的影响，并团结了党外群众数百人。
二、        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、发展情况
（一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抗日武装有九股：一股为廖荣标、姚仲明及马耀南发动的武装，即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，是以邹平、长山为活动中心，最多发展到5000多人。历城有一股武装，后编为第五军的十一团。张天民、孙学之发动的一股工人武装，后与廖荣标支队合并。东部的马保三、韩明柱、杨涤生等发动的以牛头镇、清水泊为活动中心的一股武装，编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。昌(邑)、潍（县）两县的鹿省三、陆升勋、何凤池等拉起了第七支队，青州胡维鲁（县委书记）、李云鹤、刘斗晨等拉起了第十支队，部分亦并入八支队，当时八支队共有2500多人。另外临淄、博兴各有一股武装。临淄为李人凤、李希尘等人拉起的“学生军训团”，后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。博兴一股，以王博昌、张海邦、陈竹村为主，拉起了“抗日志愿军”，后为土顽周胜芳压迫站不住脚，王博昌、陈竹村带领几十人并入了八支队。广饶的一股，一部分亦并入了八支队，一部分干部到了临淄李人凤的队伍中去，加强了该部中党的力量。
      在比较薄弱的党组织的领导下，能广泛发动起抗日武装，开展游击战争，是有一些经验的。首先说，客观形势于我有利。当时旧军队、旧政权均已垮台或逃走，敌尚未到达，陷入无政府状态，群众抗日情绪极为高涨。对战争的组织领导，省委有了统一的工作部署，下边又有了几个县委、工委和一些党员。省委发出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指示，并派出一些干部如廖容标、韩明柱、赵明新、姚仲明、杨涤生等，借助于“平型关战斗”胜利后八路军的广泛影响，很快在全省各地发动了抗日武装，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。
（二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五年来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形势与成就
     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发展同鲁中区在时间上是一致的，都是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。1938年是初期发动和大发展的一年。那时敌人刚来，旧政权已瓦解，当敌大军一过，留驻少数军队立脚未稳，伪军、土匪部队较容易被我消灭，初步的小胜仗对发动工作极为有利，所以我们很快控制了县城。国民党地方组织也在拉队伍，比如寿光的张景月，潍县的厉文礼，临淄的王尚志，广饶的李寰秋，博兴的周胜芳，章丘的翟毓蔚，章历的孟昭晋，章历、桓台的胡凤林，齐东的薛儒华，惠民的刘景良，青城的梁建章，沾化的吴德胜，利津的张家林，滨县的韩照坤，蒲台的王雪亭。主要首领都属于CC、蓝衣社、西北军三大系统。各股友、顽起来后，即形成各占一方，勾心斗角，相互兼并。我军利用了这一形势，加紧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发展（我们的统战工作如做得好，发展成绩会更大）。不久，蓝衣社系统武装，首先向我压迫（如周胜芳犯临淄李人凤和博兴我党组织的武装）；八个“司令”在邹平会攻我三支队，被我击退。1938年6、7月，杨国夫、霍士廉来到清河以后，着手整理统一部队番号。当时共约7000余人，整编后逃亡约2000人。1938年7月，八支队自胶东开回清河，我武装部队共约万人，都已正式编团。鲍辉同志就任政治部主任后，在政治工作的建立上，对三支队影响甚大。由于八支队南下，便将三支队编成七、八、十、特务团共4个团，共约5000人。1939年农历正月，敌人对清河实行“扫荡”，铁路被敌人控制，各县城及大集镇均安了据点。敌人的“扫荡”，一开始即是频繁的。我主力部队集中活动比较困难，一部分在铁路南，一部分在铁路北分散活动。6月份刘家井战斗后不久，马耀南同志在桓台牛旺庄战斗中牺牲，七团损失很重，清河处于最困难时期。统战形势亦日趋恶化。3月，在鲍辉同志率干部南下途中，发生了“太河事件”，十团两个连队及62个干部（均我精华），均在太河被俘或牺牲；8月，又发生了“淄河事件”。两次事件后，清河区部队均南下反击。接着，国民党各部开始投敌反共，摧残破坏我根据地。这时，三支队转至胶济路南集中整军。在路北，由地方党委组建了一部分地方武装，即有桓台一大队、广饶四大队、临淄二大队、邹平五大队和寿光独立团等，共约2000人左右。景晓村、苏杰于1939年5月到清河，恢复了一些地方的群众工作，建立了四县联合办事处，并恢复整理了党组织的工作。7月，开了一次地委扩大会议，部署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，使地方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开展。
     1940年，清河区的工作有新发展。这一年，敌人虽在铁路线、县城、市镇和大部分区的大村安了据点，但由于我军提高了战斗力，加之地方工作又有了普遍发展，因而迫使敌人不敢外出“扫荡”，其据点被我封锁包围。“皖南事变”以后，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、何思源等部日渐嚣张，我与何部在清河北岸战斗40余日。1940年夏，我军反击何思源、周胜芳、薛儒华之后，控制了广饶、淄博北部地区。接着，我军又西去，复将高苑、青城一带控制，蒲台、滨县的黄河南岸一带也为我控制一部。秋后，清河南顽固分子与投降派作乱，我军回师清河南，予以打击。1939年年底以前，我们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思想尚不明确，山东分局指示清河区应向北发展，独立自主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。1940年经过整军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确定后，形成我军发展的一段好时期，部队扩大两倍以上，组建了三个正规团，编成三纵第三旅；根据地也有两倍发展，党、政、群均有大发展。
1941年，敌人对我实行“囚笼政策”，顽固派、投降派叛变投敌，因而形势又转趋紧张，小清河南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。三支队独立营王六部叛变，使我临淄工作遭到极大破坏。敌人开始实行“强化治安”，我军处于敌、顽夹击之下，斗争十分激烈。1941年顽固派何思源到小清河北后，依托沾化、利津等地，使用“特种力量”（实为联日），并以张景月、刘景良、薛儒华为三个纵队，一部自南向北，一部由北向南，一部由西向东，同时向我进攻。我集中力量，激战一昼夜，将其击退。之后，以黄河为界，我与何思源形成对峙局面。在去胶东支援反顽战斗的部队回到清河后，我军即派人与何思源谈判联合抗日。谈判未成，我渡黄河，捣毁何的老巢，克服沾化县之义和庄。由此，我不仅扩大了根据地，开展了垦区的工作，恢复发展了400多平方里，并打通了与冀鲁边区的联系。在对敌斗争方面，我先后组织两次军事攻势，一度攻下了长山县城。冬季，敌人封锁小清河，我展开反封锁斗争，使敌之封锁计划未能全部实现。在小清河北对敌斗争积极配合下，小清河南地区的工作又复稳定。
1942年，清河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由于敌伪军兵力增加，敌伪新设据点增加了137个，加上敌人连续推行四、五两次“治安强化”运动（7月，集中“蚕食”益、寿、临、广四县边区；9月，6000敌人“蚕食”清水泊，在临淄、广饶、博山边进行“蚕食”活动；12月，又对铁路至小清河间之长山、邹平、桓台地区进行“蚕食”），致使小清河南根据地全部伪化。敌人还在胶济路与小清河沿线分别大挖封锁沟，妄图切断整个胶东、清河、鲁中之间联络。这一年，敌人对顽军各部也加紧进逼，使其彻底投降，利津之张家林、桓台之二十四旅、广饶之李青山、成建基，沾化之吴德胜等部先后公开投敌。夏季，敌人纠合吴德胜、雷振东、刘佩臣“扫荡”垦区。我主力部队采取以分散活动为主，发动和依靠群众，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。同时，寿光、临淄、桓台、邹平、长山等地党政机关以小股武装工作队形式进行活动，团结群众，开展伪敌工作。并利用“铁板会”（道会门组织）与敌人的矛盾，开展黄河以北之利津、沾化、滨县三县边区工作。在垦区则发动群众开荒24亩，增收粮食30万担。
（三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现在工作概况
军队：清河军区下辖4个军分区（清东、清中、清西、垦区），每分区一个独立团（每团2至4个连），军区直属部队一个团，包括各团的后勤、兵工在内，共约3200人。部队素质较前大有提高。被“蚕食”地区，武装部队实行精干化，以小部队形式进行活动。
         根据地：据1942年底统计，我占区面积为27850平方里，占全区总面积的32%强；游击区面积为24512平方里，占全区总面积的21%强。我占区人口约38万多人，占全区总人口的7.6%强；游击区人口55万多人，占全区总人口的9%强。我占区共有679个村，占全区总村数的12%；游击区1348个村，占全区总村数的24%。
      政权建设：现有17个县政府、40个区政权和679个村政权。游击区1348个村中，一类为伪村政，占27.3%；二类为反革命两面政权，占38%；还有革命两面政权，占34.7%。
     清河区参议会：1940年春，有参议员80人，内有党员70多人。全省联合大会后改选，参议长为抗战老人李植庭（非党员）。二、三两届参议会，参议员中的党员比例均符合“三三制”要求。三届参议会时间虽短，但却较好的发扬了民主精神。
      善政之实施：甲种合理负担办法曾普遍实行，乙种办法只在一部分地区实行，新办法只在高苑、博兴、垦区开始实行。
     土地政策：对垦区土地的处理办法是，原属省、县的公田仍然归公，由政府管理，原属军田仍归军队耕种，私田仍归私人耕种。地权都已按照这个原则重新确定。对黑地的处理办法是，除原来有契约的田亩外，对于多余无约的土地（即黑地），如自己能耕者仍归自己耕种，如无力经营者则交由政府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。
减租减息、增加工资：一般实行三七或四六分粮，取消了小租，地棍（即从政府领地，自己不种，转租给农民耕种）亦一律取消。
生产建设与财政建设：1942年我经营海盐总产量为600万斤，1941年增加到3000万斤，1943年增加到6000万斤。土纺土织比较普遍，很多带商品性质，初满足军民穿衣用布外，还有部分出口。1940年我们的供给主要靠捐募（占全部财政收入的22%），1942年捐募全停，开始实行征收田赋。1940年税收占财政收入的15%，1942年即占55%。清河区粮食多，过去因禁止出口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，后来开禁，允许棉花、粮食出口，政府增加了税收（粮食税占全部税收64%），农民得到了好处。1942年，全区党政军民节约120多万元（主要是衣服），贸易获利83万元。
文化教育：1940年有小学1600处，1942年只有600处（内有中学一处，高小140处）。1940年冬学有600多处，到1942年还剩500多处。
群众组织：1940年发展较好，以后因形势变化和工作不够深入，群众组织逐渐减少。1940年参加工、农、青、妇群众组织的共35万人，现在仅有约10万人。1940年，根据联合大会的指示，发动过年关借粮斗争；1941年春天，又发动过一次斗争。1942年，贯彻执行分局减租增资指示后，群众生活有了改善。
党的工作：1939年6月以前，全区有党员900人；到1940年2月，就发展到12000人，10月又发展到16000人。现有3个地委、16个县委、4个工委（工委均为地下组织）、54个分区委和642个支部。在9490名党员中，工人成分的735人，贫农成分的4105人，中农成分的792人，知识分子142人，城市小手工业者44人，商人、富农子弟838人。分区委员以上之党务工作干部，共有300余人。
精兵简政：1942年，实行三次精兵简政。除军队外，现全区脱产人员共有2207人，占总人口的2.98%，比过去减少约2000多人（主要为政权干部）。军队及地方党精减1000人，大都转入地方其他工作。
三、        几个主要问题的检讨
1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战略发展的检讨：
1939年以前，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基地的选择问题：①应在控制小清河南后，迅速向争夺小清河北发展，并于冀鲁边打通联系。这是最有利的形势。即使不能大量发展，最低亦应控制广、博一带。因当时省委的计划是“横跨铁路”，一个去南，一个去北。1939年2月，敌人“扫荡”控制铁路沿线后，我军和根据地即被南北分割，加上受顽军重大打击，造成空前损失。②八支队东进后将寿光、潍县地区放弃，使张景月占区扩大，使我军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。③当时路南路北的同志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认识不一致，有原则上的争端。④某些支点的放弃。1938年，放弃博兴是不对的（发动之初，九股武装大集合，只留一路在博兴，这实际等于放弃）。又因党内不团结，被周胜芳趁火打劫，我们只得退到河南博兴五区，后编入八支队。如八支队能予以扶持，坚持清河之博兴两岸工作（周胜芳将不会发展的那样快），则于今天的清河发展，有很大作用。以上均说明当时没有坚持平原游击战之明确方针。
1939年底以后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虽已明确了，但在执行上仍有不足：①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张景月（分局方针）这一任务，如从我与张的力量对比上看，是要求过高的。春间一仗，我只将张击退40里，并未能消灭其基本力量。后来何思源南犯，张、周等三面夹击，我反“磨擦”不仅未完成任务，反而陷于夹击之中。②邹平、章丘、齐东三边之放弃，给张景月以发展机会，对创建我之根据地也是个很大的损失。③1941年以后，清河区环境严重恶化。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上，在对游击区坚持武装斗争上一度认识不足，过多地将游击区及敌摧残区的游击队大量编并撤出，使坚持工作益都受到影响。但不久纠正了这个错误，并抽调干部加强了被“蚕食”地区工作的领导。
2、统一战线问题：
缺乏独立自主的明确方针。该打击的对象打击不够（如对张景月）；对该争取的（象梁建章，国民党的专员，比较开明），则关心与支持不够。在对章丘翟毓蔚对敌争取工作中，派去的联络人焦某，做法不妥，使我与翟部的关系过早的破裂。广饶的李寰秋的政治态度不明朗，本可以争取当朋友，但我未很好去争取。何思源密令张景月解决李寰秋部，我为抓紧利用这一矛盾，对李之方针开始是正确的，后来对他要求过苛。李寰秋以为我要吃掉他，因害怕而将队伍拉至张景月防地。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，李派小股武装破会我根据地。
社会政策上的偏向：“三三制”实行得不彻底，下层政权中我党力量很弱。据8个县898个村的统计，地主占绝对优势之村有438个，占总村数的48%；和平改选了378个村，占42.2%；工农掌权的81个村，占9.1%。财经政策中的捐税过重过多，还有乱打私货、变价分配等错误现象。粮食政策上群众负担亦过重。
3、锄奸工作问题（略）
4、武装政策与军区建设：
清河区地方武装本来很多，但因整编方式不妥，妨碍了发展。三支队整军过迟，未及时执行纵队指示，军队机关庞大。“太河事件”后回到清河，又遭受严重损失。军区建设及党对战争的领导问题上，因分合过频，而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。1940年，地方武装有一些发展，三支队整编后强调优先发展主力，地方武装发展减缓。1939年下半年，分局强调建立地方独立营、团，曾一度大有发展。1940年建立军区后，各级党组织对发展地方武装仍有重视不够的现象。
四、领导问题
        1、政治领导问题：
       从发动之初到1940年高涨时期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，领导同志对清河地区形势发展的估计与认识不够，有时有自满自足思想倾向，有时又产生悲观失望情绪，故在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方法上就发生一些忽“左”忽右的错误。从1939年后，敌人就开始实行“扫荡”并使我受到很大损失，一部分地区伪化。1941年到1942年，敌后环境更加艰难，敌人的“扫荡”、“蚕食”更加频繁。在这前后，我们在统战、锄奸、粮食、财经等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，使我们自己遭受不了不应有的损失。
        2、组织领导问题：
       坚持集体领导不够（当时有3个司令部）。改为清河区党委后，始终未形成委员会，亦未确定谁未委员。1940年至1941年，军政委员会曾起了些作用，而区党委只成为地方工作机关。环境恶化时，党政军民“分兵把口”，缺乏集体领导。
        3、在工作领导上：
        对上级指示研究不够，全盘工作中存有平均主义，如对群众工作强调不够，只是一般化的号召。这时期的工作，由于不分地点、时间，又缺乏计划，因而收效不大。突击方式，工作队方式，形成工作不够深入。对支部工作重视不够，具体做得少。工作中还存有形式主义，张扬旗鼓，缺乏艰苦实际精神。在工作检讨上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，故不能很好地教育自己，及时改正错误。